波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时代的落幕。这个时代的人们深信，经历了第20世纪的创伤，欧洲大陆不可能再次爆发大型战争，所有欧洲国家都渴望着和平。但面对悲惨严峻的事态走向，我们已经意识到，帝国主义并未随历史远去，而是依然严重影响着现代世界，无论程度如何，其破坏力都会触及我们每个人。此外，显而易见，如果人们忽视帝国主义的野心、趋势或细微的习惯性做法，默许其在势力范围方面的想法与行动，抑或承认最强国家的历史权利或特定的经济利益，那么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与自由世界永久融合，和平相融就更渺茫了。

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促使欧洲对其未来进行深刻的反思。针对这场反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开展了一场辩论。他指出，欧盟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在当前的战略现实中，要扩大多数表决制的范围，取消否决权，从而充分加强欧盟的实力。这一解决方案将使德国承担领导的重任，在面对帝国主义威胁时对我们大陆负责。

鉴于自身曾饱受邻国帝国主义的侵害，加之反帝国主义的传统与政治思想，波兰尤其有权利和义务参与这场辩论。所有人民和国家都自由且平等的信念，为上述政治思想建立了基础，沉淀在几个世纪代代相传的口号里：“一同自由，一同平等！”；“我们不在，何谈我们！”；“为了你我的自由！”。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在1830年用简单且通透的文字道出了它们的本质：“每一个独立的国家都像共同秩序中的个人一样，有权拥有自己的政府，并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造福社会。因此，任何其他国家，在无法统治别国，更不能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或工具的情况下，都无权干涉该国认为对其国内繁荣和福祉的发展有益的事情。外国干预不能以任何借口强行实施违反自然和法律的共同制度，将两个不同的国家变成单一的社会”。

站在波兰的角度，如今欧洲的当务之急是捍卫我们大陆上每个角落的个人和国家的自由与平等。在乌克兰，乌克兰人民应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身份、政治制度、政治派别和军事联盟，以及决定何时继续为独立而战，何时坐下来与俄罗斯谈判。这也意味着乌克兰与所有其他主权国家都平等，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不可剥夺。乌克兰这样的自由与平等需要全面的政治、外交、经济，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支持，为该国提供有效捍卫其独立的手段。

假装支持或完全不支持，归根结底是坚持帝国主义的论调，即国家不享有平等的国家地位、道德地位和国际法的保护，而它们的命运、状况或地位是由帝国或欧洲协调决定的。为了使国家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在所有欧洲国家得到普及和尊重，我们必须帮助乌克兰取胜，而俄罗斯帝国主义必须被阻止与击败。

尽管如此，在欧洲阻止和击败帝国主义，决不能局限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或俄罗斯与其他深受其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摩尔多瓦或格鲁吉亚，俄罗斯曾通过挑起无休止的或“冻结”的冲突，剥夺了它们的领土完整。谋求支配自己的伙伴，将自己的论点强加给他们，无视对方的权利、利益和需求，或者不理会他们的抗议---总之，带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这些行为在欧盟也常看到。此外，了解欧盟现实的人几乎都不会同意，欧洲一体化的根本不足是最强大的成员国缺乏掌握主导权的愿望。同样，也很少有人愿意表明，争取主导权是防止俄罗斯帝国主义渗透到欧盟的有效屏障。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对欧盟的决策过程进行改革，那么上述改革的目的应该是通过为成员国的真正自由和平等创造有利的条件，以遏制统治苗头，从而制止一切帝国主义的诉求与做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国际组织本身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国际组织只有建立在所有成员国自由且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与帝国主义对立。换句话说，其所有结构性机构与实践、政治举措和经济活动应当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的自由和平等。因此，欧盟成员国在自由和平等方面任何形式的缺陷，都会使欧盟在面对俄罗斯帝国主义时特别脆弱，因为后者除了自己的政治模式和运作方式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俄罗斯帝国主义在寻找具有巨大经济或人口潜力的伙伴时，还会考虑到他们自己在历史上实施的帝国政策模式，使用特权形式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模式。换言之，帝国主义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和形象来改造大陆，即有俄罗斯参与并共同确定的势力范围的欧洲协调。

那么，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缺乏自由和平等为帝国威胁铺平了道路？最大的自由缺陷表现在使用多数表决制的决策越来越普遍，这导致联盟成员的不平等加剧。与大国相比，中小国家建立有效联盟（包括阻击联盟）的能力过低，在试图独自捍卫自己的权利、利益或需求时，总会遭遇失败。如果票选失利，与他们的命运就会由别国决定，这意味着中小国家的自由从根本上受到了侵犯。这是因为自由是遵守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力制定的法律。通过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我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因此保持自由。

另一方面，欧元区的失衡充分揭示了平等的缺乏，财政和经济的不平衡正在僵化。自从一些国家采用共同货币后，它们就无法持续和谐地发展，而其他国家则长期存在贸易顺差，通过其他国家持续的经济停滞来抵消本国货币的升值。因此，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减少了平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机会平等。

自由和平等的缺失归根结底是体制和功能上对于国家大小的划分。大国拥有毋庸置疑的经济优势和人口潜力，而且在欧盟的决策过程中拥有投票权，但中小国家即使共同行动也无法与之抗衡。这种划分的持久性和实际的不可侵犯性导致了前者对后者的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这种支配反过来又以牺牲被支配的国家为代价，为主导国牟取利益开辟了道路。主导国一般都有不容置疑的能力，把自己的特定国家利益说成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所以能确保上述过程的实施。

这为俄罗斯帝国主义势力和欧盟内部的帝国主义做法提供了一片沃土。

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就是个举世瞩目的案例。接受永久获得更便宜的俄罗斯天然气的提议，本应在共同市场上提供竞争优势，换取在非正式的层面接受对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核心政治利益与欧盟最强国的经济野心，会导致其永久转变成帝国主义的运作模式。为了获得市场主导地位，代价不仅是会违反公平竞争，还会使欧洲经济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和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的安全利益。与俄罗斯进行政治合作还牺牲了对盟友的忠诚，特别是北约东侧最容易受到俄罗斯帝国主义主张影响的盟友。所有这些行动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蓄意地、有目的且持续实施战略的结果，它被称为一个纯粹的欧洲项目，能让各国获得经济利益，因此是成员国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但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一战略已然瓦解，共同利益被重新定义为欧洲的团结。德国在共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的结束，致使其推动了一项提议，即所有成员国自愿削减15%的天然气消费，包括坚持警告欧洲盟友不要依赖俄罗斯的国家。

欧盟内部地帝国主义做法还体现在希腊。自欧元区成立以来，德国经济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而希腊（以及其他南欧国家）的经济一直在与经济停滞、竞争力下降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债务上升作斗争。可即便如此，单一货币依然被认为对所有欧元区国家有好处，因此也是它们的共同利益。2010年的经济危机揭示了这种好处的辩证属性。境外贷款和出口的成功带来了共同利益，但都是由德国公司主导。这一错误制度导致南欧国家负债累累，而危机期间，共同利益就变成了将该制度的所有成本转嫁给希腊人——尽管所有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只是德国出口繁荣的另一面。

因此，当今的欧洲秩序，欧盟秩序，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其他成员国对自由和平等的侵蚀，正如经验表明，它助长了帝国主义的复苏。在这种情况下，让德国在担任欧盟的领导角色，并为此创造制度条件，只会大大加剧自由和平等的缺乏。相应地，如果德国的提议是为了保卫欧盟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德国觉得自己有责任这样做，那么欧盟需要的不是德国的领导，而是德国的自我限制。只有这样，成员国的这种自由和平等才能使欧盟成为理想的帝国主义的对立面。

正如帝国主义对欧盟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一样，有效地保卫欧盟也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因此，原则上，成员国的自由需要从根本上加强欧洲共识，并认可它是欧盟行动和合作的基石。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平等，需要恢复各国谋求发展平等机会，这反过来必将推动欧元区的改革。此种改革之激进性绝不能先验地排除任何解决方案，如对一些欧元区成员进行系统和部分的债务减免，或暂时或永久地恢复其国家货币。此外，改革的动力和变革的方向应该出自成员国本身，而非欧盟机构。共同利益——所有国家的福祉与发展原则——应该由这些国家共同提出并界定，从而确定这些机构各自的职权范围。此外，争取改革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曾遭受帝国主义政策影响的国家应该比曾经实行过帝国主义的国家在有效抵御帝国主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无法践行这样的改革，如果我们不在帝国威胁面前捍卫国家自由平等的理念与实践，我们就会辜负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进步与遗产，助长认知与政治的倒退。

为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存在性挑战，而这在欧洲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身处这个时代的黎明，我们必须走出进退两难的困境，即罗马应该保持作为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还是采取邻邦的古希腊君主制制度。为共和国辩护的人们曾警示说，罗马终将无法在希腊化的帝国转型中存活。站在今天的角度，他们的忠告很值得铭记。

 

波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兹比格涅夫·拉乌